文章来源:新污染物
一、文件基本信息
项目 | 内容 |
文件名称 | Pharmaceuticals in the environment: pathways, hotspots and priorities for action(环境中的药物:途径、热点与行动优先事项) |
发布机构 |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(UNEP),2026年 |
作者团队 | 主笔作者Fernando Gastón Iturburu(UNEP);项目协调人 Stephanie Laruelle(UNEP),包括中国专家在内的28位外部专家,26位UNEP内部审稿人 |
资金支持 | 全球环境基金(GEF)与瑞典政府 |
ISBN/DOI | 978-92-807-4312-8 10.59117/20.500.11822/50095 |
目标读者 | 政策制定者与国家监管者,同时服务于制药行业、医疗卫生机构、农业部门、污水/废弃物管理者、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 |
配套文件 | UNEP《未使用药品的安全处置:国家体系的同一健康方法》(Safe Disposal of Unused Medicines) |
二、报告的立意与核心命题
这份报告回答一个根本问题:治病救人的药,为什么会变成环境污染物?答案藏在药物的“功效逻辑”本身(第4页引言的核心论点):
药物被设计为在低浓度下即有生物活性; 被设计为与特定生理机制相互作用; 很多药物在体内代谢中抵抗降解。
这三重特性——生物效力、稳定性、持久性——正是药效的来源,也是它们进入环境后危害生态的原因。换言之:“好药”与“污染物”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此外,药物排放不是偶发事件,而是连续性排放——只要药品仍在被生产、使用和处置,排放就不会停止。这与PFAS问题的“永久性”形成对照:PFAS是化学结构上不可降解,药物则是人为持续补给造成的“伪持久性”(pseudo-persistency)。
三、核心数据与证据盘点
1. 产业规模与增长压力
指标 | 数据 |
制药行业2022年对全球GDP贡献 | 2.3万亿美元 |
全球直接/间接就业 | 7500万人 |
全球药物消费增长(2019-2024) | +13% |
全球药品市场预测增长(2026-2033) | 约每年6% |
在用人用/兽用活性药物成分(API)总数 | 超过3500种 |
印度+中国占全球API供应 | 约64% |
2. 环境检出证据(第4章)
检出药品的国家数量:2015年71国 → 2020年89国 → 2022年114国,覆盖联合国全部五大区域; 检出的药物种类:2015-2020年从631种增至992种;覆盖全部UN区域的种类从37种增至56种(2015-2022); 迄今最大规模的全球河流监测研究(104国、1052个点位): >40% 的点位至少有一种药物浓度达到“可能产生生态毒理效应”的水平; 16% 的点位抗生素浓度达到“可能诱导耐药性选择”的关注水平;
91个河口(26国)检出人用药物残留,卡马西平、双氯芬酸、布洛芬、对乙酰氨基酚在各大洲均被检出; 兽药在超过65个国家被检出; 重大数据缺口:全部UN区域检出的56种API中,15种缺乏生态毒性数据;大量在用药物(尤其2006年前获批的)从未做过环境风险评估(ERA)。
3. 环境中的“高频检出名单”
表面水中最常检出:卡马西平、二甲双胍、咖啡因、双氯芬酸、布洛芬、磺胺甲噁唑、萘普生; 磺胺甲噁唑虽环境稳定性较低,却因持续使用成为河流中检出最频繁的API之一——报告借此说明“伪持久性”概念; EU水框架指令第五批“监测清单”选择了唑类杀菌剂、四环素、氧四环素、氟西汀、普萘洛尔等。
四、各章内容详解
第2章:环境关注的核心药物类别
报告划出四类优先污染物:
1. 环境持久性药物污染物(EPPPs)
2015年在SAICM下被确立为新兴政策议题,2023年转入《全球化学品框架》(GFC)下的“关注事项”(临时性); 注意:EPPPs没有明确的物质清单,这是制度上的关键缺口。
2. 内分泌干扰性药物
包括雌激素、孕激素、雄激素、糖皮质激素等激素类药物,以及氟西汀、卡马西平、布洛芬等非激素药物; 报告批评:很多EDC药物没有被系统监测、研究或监管,监测只关注“有没有”而不关注“内分泌效应”。
3. 抗微生物药物
被定为全球层面的优先药物污染物,原因有二:驱动抗菌素耐药性(AMR)的选择与传播;对微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功能的直接破坏; 将药物污染与“三重行星危机”(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丧失、污染)正式挂钩。
4. 抗肿瘤(细胞毒性)药物
高药理效力、基因毒性、致畸性,且在常规污水处理中可生物降解性低——即便常规处理后排放也基本不减。
第3章:来源与途径
报告图1描绘了药物从制药工业、医疗、药房、家庭、畜牧业、水产养殖、作物生产,经污水/废物处理设施,最终汇入生态系统的完整物质流。关键结论:
途径是网状而非线性的:处理后的污水回用于灌溉,污泥和粪肥施用于农田——污染物通过“循环经济”渠道重新进入土壤、作物、食品,形成闭环再分配; 关键循环路径悖论(原文”policy trade-off”):污水回用和营养物回收有巨大环境效益,但若缺乏监测,就会把药物残留分配到水、土壤、作物之间。报告主张:药物污染管理必须纳入污水回用与营养物回收的安全扩张中,而不是只在排放端考虑。
八大来源部门(表1)及关键数据:
来源 | 关键事实 |
家庭污水 | 口服药物剂量的30-90%以活性形态经尿液排出 |
制药厂废水 | 可形成重要局部热点;美、瑞士、加拿大、乌干达、尼日利亚、中国、孟加拉均有高浓度记录 |
医疗机构污水 | 药物浓度可达市政污水的15倍(镇痛药、抗生素、细胞抑制剂、β受体阻滞剂、放射性同位素) |
水产养殖 | 抗生素使用最多;开放网箱系统无法阻止排放 |
兽药/农业径流 | 粪肥池破裂或暴雨可致兽药进入水体 |
固废填埋 | 渗滤液释放药物 |
常被忽视的来源 | 雨水径流——美国城市雨水中检出二甲双胍和对乙酰氨基酚,暴雨期负荷可达到甚至超过污水处理厂的日排放量 |
污水处理现状的残酷数字:
2022年全球仅58%的生活和城市污水得到处理; 欧洲/北美86%,大洋洲(除澳新)仅15%; 传统二级处理(活性污泥)对药物“基本无效”——因为药物分子化学稳定且亲水,恰好逃避常规去除路径(常规工艺针对可生物降解、疏水性物质); 高级处理(活性炭吸附、臭氧、光-Fenton等)去除率可达90%以上,但多数仍停留在实验室/中试规模; 报告点睛之语:对许多国家而言,关键挑战不是采用先进技术,而是根本没有处理设施。
收入水平悖论:全球河流监测中中低收入国家浓度最高——因为它们污水基础设施连通率低,同时医疗可及性和用药量又高于低收入国家。这是“发展中间态”的环境陷阱。
第4章:存在、影响与不作为的代价
生态系统影响的典型实证案例:
印度秃鹫崩溃:双氯芬酸被超适应症用于牛,秃鹫取食牛尸后物种几近灭绝,部分种群数量十年内下降95%。后果链:天然清道夫消失→卫生服务退化→受影响地区人类死亡率上升超4%→预计经济损失694亿美元。这是药物污染“从生态毒性外溢到生态系统服务、人类健康和经济”的完整证据链。 伊维菌素与蜣螂:抗寄生虫药破坏屎壳郎种群,直接影响牧场生产力。 EE2(口服避孕药成分)全湖实验:环境相关浓度慢性暴露导致鱼类繁殖失败,破坏整个水生群落平衡。
人类健康影响:
暴露途径:饮用水、受污染的果蔬/鱼贝类、娱乐用水; 实验证据:小鼠长期暴露于环境浓度(比治疗剂量低数千至数百万倍)的布洛芬+双氯芬酸+EE2混合物,出现雄性青春期延迟、雌性青春期提前——混合物低剂量慢性暴露是核心担忧; 知识盲区:现有研究集中于致死/急性效应,亚致死效应(行为改变、肠道菌群、免疫系统)研究不足;女性及女性特有生理条件在药物研究中代表性不足。
AMR——至关重要的公共卫生维度:
新预测:2025-2050年间,细菌性AMR可能导致多达3900万人死亡; 2024年联合国大会AMR政治宣言、2025年UNEA第七届会议决议均已确认AMR的环境维度。
报告的方法论立场(非常重要):第4.3节明确指出——
“对问题全貌的不确定性,不等于问题是否存在的问题的不确定性。”
“不确定性不应成为不作为的理由。已有足够证据减少可避免的排放、应对已知风险和热点。”
这是预防原则的教科书式表述,也为第5章铺路。
图 2: Possible Impacts of Pharmaceuticals in Environment
第5章:六大优先行动领域
总原则:源头预防为主 + 不可避免排放的针对性管理;不是线性顺序——上下游可以同时行动;各国应根据国情将资源投向风险最大的环节;不必在“保护环境”与“药物可及性”之间二选一。
5.1 强化制度、监管与政策框架
现状问题:监管碎片化(制造、医疗、兽医、废弃物、污水分属不同部门);中国对特定工业化学品要求暴露评估,但没有针对药品的专门ERA指南;印度和巴西主要通过更宽泛的废弃物/污水/厂址要求间接覆盖; 核心工具:ERA(环境风险评估)纳入药物审批——加拿大、欧盟、美国已有,但多数国家没有; 遗留化合物缺口:大量在用药物获批早于ERA要求,需建立遗留药物评估计划; 环境 标准或指南:加拿大已将卡马西平纳入水生生物保护水质指南;澳新拟纳入卡马西平、双氯芬酸、氟西汀、普萘洛尔; EPR(生产者责任延伸):哥伦比亚对家庭未用药品建立EPR(由药企出资);欧盟2024/3019指令要求制药和化妆品生产商承担市政污水厂四级处理(去除微量污染物)新增成本的至少80%——这是全球最重要的制度创新; 可持续公共采购(SPP):斯德哥尔摩首个在医院药品采购中应用可持续性标准;荷兰、巴西跟进。
5.2 提升认识与教育
参照AMR经验:2025年186个国家通过TrACSS报告了AMR行动,170国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——证明持续性宣传可以制度化; 目标受众需细分:开处方者、药师、患者、兽医、养殖户、宠物主、制药业。
5.3 强化环境监测、风险评估与优先排序
目标不是“处处监测每种药物”,而是“产生足够证据来指导优先行动”; 基于风险的优先排序(暴露估算×生态毒理阈值)是最广泛应用的方法;欧洲1400多种API评估识别出15种数据贫乏的优先候选物; LCA(生命周期评估)缺陷:现有药品LCA大多排除API及其代谢物的环境排放,且缺乏标准化规则导致结果不一致; 监测应超越地表水,覆盖土壤、沉积物、地下水、海洋这些研究不足的区间; 瑞典国家筛查计划是“周期性国家项目”的范本。
5.4 在制药价值链推进绿色与可持续化学(GSC)
近期机会:减少生产环节排放(依据WHO抗生素生产废水与固废管理指南);供应链全程环境标准; “Benign-by-design”(无害化设计):通过小幅修改API化学结构提升可生物降解性、降低生态毒性而不损害药效——氟喹诺酮衍生物CIP-Hemi、甲氨蝶呤结构改造已有概念验证,但均停留在实验室阶段; 创新路径:提高生物利用度和选择性(降低剂量)、前药、纳米靶向递药(但需评估纳米颗粒自身的环境归趋); 清醒的判断:现有产品多为专利到期的仿制药,缺乏重新设计的商业激励——GSC只能补充而非替代对现有药物的排放管控。
5.5 预防不必要的药物使用
英国研究:至少10%的处方药是不必要的,约半数未按预期服用; 挪威水产养殖疫苗的成功范例:抗生素使用量从1987年约50吨降至2023年0.5吨,同时养殖鱼产量增加——证明“疫苗替代”的巨大空间; 兽医端:生物安全、放牧管理、疫苗接种(肯尼亚研究:牛接种东海岸热疫苗同时带来收入、产奶、教育等多重收益); 生态导向处方(eco-directed prescribing):在医学等效的前提下优先选择环境影响小的药物——需要ERA数据进入处方指南和药物手册; 药物基因组学(精准用药)可减少过量用药; 供应链措施:按粒销售、限制大包装、统一药名避免重复处方、重新审查保质期、限制生活方式药品的网络销售。
5.6 确保环境友好的末端管理
污水:组合工艺(如臭氧+生物处理)去除率超90%;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(人工湿地)适合低资源场景;警示:活性污泥处理可能富集抗性基因(ARGs),使污水厂反成ARG热点; 源头分流:医院污水单独处理、尿液分离——荷兰、比利时、丹麦、德国、西班牙、以色列、泰国、越南、中国均有试点; 药物回收计划(take-back):EU多数成员国已建立;荷兰PharmaSwap建立药师间未过期药品再分配系统;德国弗莱堡-亚历山大大学“过期药品倡议”回收药物提取API用于科研; 兽药回收:英国“动物药品大赦”(Animal Medicines Amnesty); 粪便管理:粪污储存6个月可使药物残留浓度下降10-98%(依化合物而异),堆肥也能降低部分浓度。
图3 Life cycle options for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pharmaceutical pollution, from product design to end-of-life management
五、关键信号与评析
1. 制度设计是最大短板,而非技术
报告反复指出:监管碎片化、部门责任割裂(卫生、环境、农业、工业、水、废弃物六权分立)使协调行动困难。欧盟EPR污水处理费分担(80%)是目前最激进的制度实验,值得全球关注。
2. “循环经济悖论”被正式提出
污水回用、污泥还田、粪肥利用本是可持续方向,但报告坦诚指出它们是药物残留再分配的通道。这预示未来“再生水/有机肥”的监管将出现重大变革——药物残留大概率会被纳入水质监测参数(目前多数国家未纳入)。
3. 预防原则的操作化
报告最深刻的方法论贡献是把“科学不确定性”重新框架化:不确定性≠无问题。这一表述对环境治理中的“先有完全证据再行动”论调是直接回应,与气候变化领域的风险管理逻辑一致。
4. 中国的情况
中国与印度合计供应全球64%的API——生产端热点责任;报告引用了中国珠江三角洲15家制药厂抗生素空间分布研究(Liu et al. 2023)作为制造热点证据; 监管上:中国对工业化学品有暴露评估等ERA要求,但是对药品的系统ERA存在缺口和不足。
值得注意的是,报告列出的28位外部专家中包含清华大学王斌(Bin Wang),表明中国学界深度参与了这份联合国重要报告的撰写与审议,彰显了中国科研力量对联合国重要报告的贡献,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环境咨询的不可或缺性。
六、 报告的局限
生态毒理与人类健康效应多为关联性/实验性证据,流行病学证据薄弱; 六大行动领域之间未给出优先级排序的量化方法(热点分析是工具,但依赖利益相关方共识,主观性强); 对低收入国家的实操路径着墨有限——60%污水未处理的国家,讨论四级处理+EPR略显奢侈; 制药工业的响应责任主要靠自愿倡议(AMR产业联盟标准、Eco-Pharmaco-Stewardship),缺乏硬约束。
七、总结和展望
这是联合国系统对“药物污染”迄今最完整的一次立论:药物残留已在114个国家被检出、超过40%的全球监测点位浓度可能产生生态效应、AMR的死亡预测高达3900万例——而解决之道不是在污水厂末端追赶,而是把环境风险嵌入药物从设计到处方的全生命周期,并通过热点分析让每个国家先找到自己最大的那个“漏点”。
报告的最终姿态谨慎而务实:“目标不是限制安全有效药物的获取,而是在最小化可避免环境损害的同时,确保其健康效益得以实现。”该报告提供了清晰的数据支撑和行动路线图,呼吁立即启动全球协作,推动将药物污染治理纳入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议程,避免因犹豫不决而导致不可逆的环境损失与健康灾难。